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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上的知青岁月

——《习近平时代》选载

2016-04-07 10:26:19来源:学习时报

      在中国的民间语境中,将亲戚称谓用于国家领导人的例子,非常少见。毛泽东去世后有时会被称为“毛爷爷”。而起自网络评论和草根微博,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一周,就有了“习大大”这个称呼。

  “大大”之称来自陕西省,在这个中华民族始祖发祥之地,它用来称呼父亲的兄弟。习近平老家在陕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抛洒青春。

  这片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腹地,深厚的黄土层,在陕北区域可厚达150~180米。这里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态脆弱,流水侵蚀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黄河泻下十多亿吨的泥沙。

  从15岁到22岁,沟壑纵横、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

  2015年2月13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习近平带着夫人彭丽媛重回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他特意用当地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来了”——当地乡亲习惯这样称呼他。习近平自己掏钱给全村置办了年货,有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还有春联、年画,还在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家吃了一顿陕北农家饭。

  新华社通稿标题是《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也曾回到这里,后来他撰文详述青春岁月,题目就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诗人食指的诗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识青年启程下乡的情景。15岁的习近平,就在其中一列开往陕北的火车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本应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万城市青年走向偏远乡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迁移,几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目的之一是为了结束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同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这些连中学课程都满目空白的“知识青年”,却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在1969年1月这个隆冬,对于15岁的习近平来说,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却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他跟随母亲住在中央党校,“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家属揪了出来。“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念《毛主席语录》,天天熬夜,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又被拉回去,甚至要被送去少管所,但当时少管所床位满了,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

  恰在此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习近平马上报名,他选择了父亲当年所在的根据地陕北。“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访时,习近平说,在北京火车站,知青专列上下哭声一片,只有他在笑,因为如果留在北京,有命没命都不知道。

  15岁的北京少年住进了陕北土窑洞

  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再换乘大卡车,最后步行10里山路,习近平到达梁家河,住进了土窑洞。他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书,同来的15名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

  和习近平同时到达延安地区的是26800多名北京知青,他们被分配到12个县的2667个生产队。为了管理北京知青,北京市后来还派出了1200名插队干部。而四五年后,超过98%的北京知青都通过招工、招干、参军、考学离开了这里。

  在2009年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时,《延安日报》刊登了一位地方干部的回忆文章,特别提到了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佼佼者,其中排在前列的就有习近平。文章说,当地老乡对习近平特别关爱,先是推荐他做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又推选他出席延安地区第二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奖励。

  但事实上,初到乡村的北京少年习近平心中茫然。

  梁家河并没有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时流淌着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土窑洞就依着山坡顺势挖出,200多名乡民世代居住于此。

  习近平回忆说,在陌生环境中,周围又是不信任的目光,最初感到十分孤独。

  父亲习仲勋曾给他讲团结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但习近平说,上山下乡之初,他因为“没有长期观念”、忽视了团结他人而有挫折和教训。“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他曾在2004年面对延安电视台的专访中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发现剩下半个面包,已经变质,就随手喂了狗。“老百姓看到了,问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他还说,当地的劳动强度令他感到震撼。爬到山上,“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已经气喘吁吁了,还要干活。

  除了吃饭,中间只能休息一次,就是抽一袋烟,“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

  他曾在三个月后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在那里,他的姨姨、姨父以自己革命生涯的经验告诫他,要找机会往群众里钻,往老乡那里跑,“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

  而当时在城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习近平曾撰文回忆说,他和其他被清理的人一起,被关进派出所,一关就是四五个月,还要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的亲属也记得,大约在1969年冬天,因为在陕北吃玉米糁子吃不饱,腹中饥饿而衣衫单薄的习近平回过富平,亲戚给他做了一套棉衣,他很快又回了延安。

      他融入成就了父辈的土地

  城市既不可留,而回到梁家河,几乎又临绝境——最初同来的知识青年大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后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习近平一人坚守。

  这时,16岁的习近平开始真正融入这片养育并成就了父辈的土地,和农民不分彼此,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砺,并从中品味出充实和快乐。

  他曾数次回忆插队生活中跨过的“五大关”:

  一是跳蚤关。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浑身都被咬肿,皮肤过敏,水泡溃烂。但两年之后就习惯了,无论被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没有精米细面,主食是粗粝的杂粮,玉米面窝头。曾经几个月吃不到肉,分到一点猪肉,顾不上做熟,就切下一片生肉放进嘴里。而后来陕北乡村的饭菜是他经常怀念的。

  三是生活关。自己学着捻毛线,缝衣服、缝被子都是自己做,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四是劳动关。习近平起初拿的工分还没有妇女高,两年后就拿到了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在陡峭的山梁上放羊,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看牲口;春天担粪,一担猪粪、牛粪有七八十斤重,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200斤,10里山路一口气走完。

  五是思想关。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曾经嫌弃乡民身上有虱子,后来常常和他们睡在一个炕上,甚至合盖一床棉被。

  习近平说,在陕北,让他受益终生的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比如,刚到农村时很教条,听说老乡是富农就会将其轰出去,后来才知道所谓富农只是因为养了几十只羊;看到要饭的就认为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因为农业凋敝,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妇女儿童出去讨饭,才能把粮食留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了解,让他感慨很多。

  到梁家河一年之后,与农民日益亲近,习近平的窑洞已经成了村里的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听这个16岁的少年摆开书场,讲古今中外,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

  父亲还在监管中,尚无明确结论,这是习近平始终难以摆脱的阴霾。

  为了加入中国共青团,他写过8份申请书。为了入党,他写过10份申请书。

  1973年,同去的知青在准备进入大学读书,而习家的背景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一年,除了习近平,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离开,而习近平“下定决心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村里做点事”。

      沼气专家

  20岁的习近平被推选为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这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的“细胞”。他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将陕北认作第二故乡。

  打坝淤地时,他身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初春刺骨的冰水里。

  至今,习支书带领社员打坝造出的良田,还年年长出颗粒饱满的玉米。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习近平在小油灯下读到后,立刻想到要将沼气引入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黄土高原。

  他步行50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告诉县委想去四川学习制取沼气,而县委也正想推广沼气。3个月后,6名延川人前往四川“取经”,习近平是其中之一。

  很快,梁家河成为沼气试办点。习近平带着人挖沙子,背水泥,烧石灰,备齐材料;沼气池漏水跑气,需要及时清理出水粪,他们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在炎热的盛夏,干了一天一夜。

  他曾面对延安电视台的镜头回忆,第一口沼气池不出气,原因是导气管堵塞,“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是粪”。

  梁家河的沼气池是陕北的第一座沼气池,也是全陕西省的第一座沼气池,而习近平治下的村庄,后来成为全省第一村,7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他说。

  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块碑,碑文记录着,习近平曾带领村民修建沼气池60口。现在,经过更新技术,沼气池仍在使用。

  陕北作家曹谷溪,应该是最早将习近平写进新闻报道中的人。1975年9月20日,他在《延安通讯》上发表长文《取火记》,描述了习近平引进沼气的全过程。

  后来,他又在博客中记述,当年去梁家河采访习近平,进村时路陡不平,吉普车打滑上不去,习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将车子推进知青居住的院里。

      人生罕见的两次痛哭

  《取火记》刊出之时,习近平却要告别梁家河了。

  当年清华大学招生,延川县有两个推荐名额。尽管此前因为父亲的原因,习近平曾被这座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拒之门外,但这次他的三个志愿仍旧都填了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领导仗义执言为他力争,在得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首肯后,习近平终于能够走进大学之门。

  在梁家河村人的记忆中,习近平不仅能干活、有主意,而且“爱看书”“好学”,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书籍,也有数理化。

  新华社记者曾随同习近平在2015年2月重返梁家河。在当年住过的窑洞前,总书记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延川县作协主席张思明在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的习近平时,曾听他谈起,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顺路找到熟识的一位北京知青借宿一夜,两人合盖一床被子。当时习近平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被这位知青给留了下来。这位北京知青多年后也成为中共一名高层领导。

  习近平的“书友”不只是北京知青,还有不少当地的年轻人。梁家河村民武辉比习近平小一岁,在习近平的窑洞里,他看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

  习近平还曾给村里年龄相仿的青年剃头,教他们蛙泳,并且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乡下伙伴。

  在这片土地上,性格刚强、几乎从未哭过的习近平,却曾两次洒泪。

  第一次是他的大姐不幸去世,“我正在那儿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

  第二次就是在1975年10月7日,告别梁家河的那个早晨。

  推开门,外面站满了乡民,他们只是静静等着,并没有叫醒他。习近平当众落泪,他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

  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

  这一天,全村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足足送出十多里。有13个和他要好的年轻人,甚至步行60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

  第二天,他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除了习近平,那是青年农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这张黑白照片在中共十八大后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14个人分成两排,前排坐后排站,所有人表情严肃。22岁的习近平在前排正中,他的头发略有点长,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脖子。而他的同伴们,有些穿着对襟衣服,还有人头上包着毛巾。

  后来,新华社曾用这张照片制作了新媒体动画,逐一介绍习主席当年的“小伙伴”,他们几乎全部在黄土地上做了一辈子农民。

  而在延安生活过的这一批北京知青,在1993年时就出了省部级干部8人,厅局级干部两三百人,处级干部有3000多人。

      脚踏在大地上,脱胎换骨

  习近平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在陕北将近7年,少不了周围人的保护和关键节点上的助力。

  比如当时延川的县委书记申昜,顶着压力拍板让他入党,推荐他上大学,因为他是“陕北的孩子”“南梁的后代”——这位县委书记的父亲是习仲勋、刘志丹等创建的南梁陕甘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比如跟他意气相投的公社知青办主任,冒着风险把他档案中的“黑材料”付之一炬。

  习近平曾经直言,他有“黄土地情结”。

  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陕北是个特殊的地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这里起事,称王不久又失去了政权。陕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转折之地,中共冲出国民党的“围剿”,在这里收拾人马、赢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律”的著名讨论也发生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说。

  而习近平则多次表示:“延安是我的生命之源,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做人要有理想和信念,对群众要有真感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些人生信条,都是在延安的岁月中深深融入他的血液。

  还在梁家河时,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那时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习近平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具给乡亲们用。

  离开这里后,他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并联系捐资兴建了一座希望小学。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专程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户看望,为贫穷老人带去了慰问金,给孩子们带去了新书包、文具和用来提醒上学时间的闹钟。

  2009年,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陕西调研考察,也去了延安,他亲自写下9个老友的名字,让秘书请来相见。

  离开陕北40年,习近平和这片土地的“脐带”从未中断。“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5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脱胎换骨,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

作者:[美]熊玠 主编 责任编辑:胡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