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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文化与海西省会中心城市功能提升

2012-02-13 15:21:01来源:福州社会科学

    [提要]一个地区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文明与经济发展过程,影响着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历史上看,闽都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福州成为省会中心城市的过程。近年来,以闽都文化为主题的交流合作是榕台交流的重点。未来应进一步弘扬闽都文化,发挥品牌优势,提升和优化省会中心城市功能。

    [关键词]闽都文化  中心城市  功能提升

      城市功能是由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联接而成的系统,各种功能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但是长期以来,对城市功能的认同主要集中在经济功能上,对城市职能的定位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而对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政治、文化等综合性功能关注较少。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大城市都在努力突出各自的文化定位,凸显文化竞争力,增加城市魅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是巴塞罗那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向世界提出的口号。在我国,城市的“文化定位”也逐渐成为许多城市关注的课题,广州提出“城市以文化论输赢”,苏州提出“让文化成为苏州最大魅力和最强竞争力”,厦门则将“艺术之城”作为自己的目标。以文化为轴心的城市发展战略或将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共同选择。因此,深入挖掘闽都文化与福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利用特色鲜明的闽都文化资源,提升省会中心城市的功能,对新时期福州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闽都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福州成为八闽中心的过程

  对于什么是文化,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立场的学者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通常而言,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文化的形成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治生态和社会人口等因素密切相关。至于什么是城市,不同学科的理解也千姿百态。

  近年来,经过学界的多方考证和政府的大力宣传,用“闽都文化”来称谓福州的区域文化已为各界普遍接受。然而,对于如何界定闽都文化,各方意见尚不一致。薛菁、陈永正认为:“闽都文化即是由闽江下游和闽东地区一带及其他地区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创造的。”①林怡、肖剑南则认为:“这种界定问题有二:一是地域范围偏宽,闽都理应指闽省省会福州;二是创造主体偏窄,一省都会自然不断吸纳着不少不讲福州方言的政治名流和文化精英,历代来自中华各地的知识分子助推闽都文化的繁盛即为历史事实。”所以,“创造闽都文化的主体是长期生活在福州城区或曾经在福州城区生活并深受当地文化熏陶的历代各界人士,他们既包括讲福州方言的原住民,也包括不讲福州方言的外来者。”②这一观点与叶钦地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闽都文化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特定的区域即福州地区;二是特定的主体即福州居民;三是特定历史积淀,即闽都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其中福州居民“包括讲福州话的福州人和在福州的永久性居民,也包括非永久性居民。”③

  笔者认为,就闽都的地域范围而言,可以仅指闽省省会福州。然而,从闽都文化形成和影响的地域范围看,整个闽江流域的居民都对这一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受这一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例如,出身于三明市尤溪县、求学侨寓于闽北、闻名于全国的朱熹及其弟子黄榦等,就曾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林浦的廉江书院讲学,书院内至今仍竖有巨碑,上刻“宋朱熹讲学处”。此外,因与长乐籍进士张一渔同朝为官,交情深厚,朱熹还曾被邀请到长乐开馆授徒传经,据说朱熹非常喜欢长乐江田镇三溪村秀丽的山水,曾刻“溪山第一”于朝元观前的巨石上,建于宋淳熙初年(1174年)的紫阳阁俗称朱子祠,就是朱熹当年的讲学处。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简陋、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社会。而福州面海、依江、背山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其自唐以降就成为闽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尤其是闽江,作为海西经济区最大的河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理意义:一是使福州的河口盆地得以形成扩大,为福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二是使福州能够集聚八闽山海精华成为真正海纳百川的福地。闽江作为古代福建山海联系最重要的黄金通道,使闽西北成为福州的经济与资源的腹地,为福州商贸业的发展及其辐射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

      港口优势对福州中心城市形成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从历史上看,早在汉武帝时期,位于闽江口的东冶港就是当时闽越国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三国时期,东冶港是吴国重要的海上活动基地;唐五代时,福州港一跃成为直接对外贸易的港口,与广州、扬州、泉州齐名;宋代,福州港开辟了海外航线,海外贸易更加发达,福州也就成为“海泊千艘浪,潮田万顷伏”、“百货随船潮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港口城市。

  人文社会环境对文化塑造和城市发展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从历史上看,自公元前202年(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福州五次为“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向全省乃至全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尤其以晚清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福州籍精英人物为著,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旭、林觉民等,所以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他们把闽都文化的因子、特质带向全国、台湾、乃至海外。同时也吸引了海内外优秀人才,到福州为官、求学、旅游、生活,将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原文化、八闽文化的因子融入闽都文化。在宋代,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闽都由“瘴疠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为“理学名邦”。“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是南宋吕祖望对三坊七巷的生动写照。此外,曾巩、程师孟、陆游、辛弃疾、李拔等都曾在福州任过职,留下过自己的文化印迹;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艾儒略等也曾在福州旅居过,对福州有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离开中国十多年后,在自己的游记里仍能清晰地忆起当时的情形。

  综上,城市是在人类历史活动的时空架构中历史地生成的,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聚集,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则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发展力量。闽都文化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福州成为八闽中心城市的过程。

      二、以闽都文化为主题的交流合作是榕台交流的重要内容

  文化认同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个体对于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归属感,主要表现在地理位置、历史、国籍(祖籍)、宗教信仰以及种族民族划分等方面。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标志民族特性以及塑造凝聚力、向心力等具有特殊意义。吴良镛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借因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一旦你发掘出李、杜题韵,东坡游记,立即光彩照人。”⑤福州与台湾的关系正是因为闽都文化而光彩照人。

  作为省会中心的福州,历史上同台湾在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方面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坦陈:“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福州与台湾的交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明万历十年,连江人陈第考察高山族同胞的生产生活,写成《东蕃记》,史料价值高,备受后人重视;清康熙二十四年,长乐人林增光广集资料,遍访史迹,编写的《台湾纪略》是台湾最早的地方志。清初入关至1895年,去台湾开课办儒学的福州人占三分之一。台湾书院和福州书院关系密切,鳌峰书院曾调拨166部图书支援台湾的仰山书院。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864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官方共任命台湾的儒学教授、教谕、训导644人次,其中福州籍的占192人次。

  在近代,1874年,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巡台、保台,提出“善后即创始”的治理方略,促使清廷调整台湾行政区划,撤销渡台禁令、开办学校,教化居民,选派船政技术人员,开采基隆煤矿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既促进了台湾近代化,为台湾发展奠定了基础,更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紧密联系。台南的“亿载金城”、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台北市政府大堂的沈葆桢厅等,都是对船政大臣最好的纪念,也是船政文化与台湾渊源的历史见证。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马尾造船厂及船政系列学校学生成为接管日本在台湾海军基地、重建台湾造船业的骨干力量。2006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参观船政文化博物馆,同年4月,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也专程到船政文化博物馆参观。台湾及世界各地的船政后裔也一批批到马尾参观船政遗址和文物。船政文化品牌日益成为两岸交流的精神纽带。

  罗国杰认为:“传统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⑥传统不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是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文化传统。诗钟原是清代福州诗社活动的一种独特形式,后来流传到台湾,两地诗人活动十分活跃。“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绝好湖山今已矣,故乡遥望泪阑干。”是福州诗人陈季同对割让台湾的悲愤。“马江呜咽水,何日挽东流。”是台湾诗人连横对马江海战的喟叹。

  集体仪式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核心媒介,作为重复举行的、神圣化的社会活动,集体仪式给最重要的价值以象征性的肯定。人类学家戴维·科尔泽认为:“没有仪式和象征符号,就没有民族。”⑦当代社会,用霍布斯的话来说,是大量“发现传统”的时期,是通过对仪式和节日的细致叙说与对历史渊源的精心考查来获得世界性意义的时代。福州和台湾民间在年节、婚俗、丧葬、禁忌等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两马同春闹元宵、海峡两岸合唱节、两岸同谒“临水夫人”陈靖姑祭祀大典、两岸王氏宗亲共祭闽王王审知仪式等,都对榕台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发挥闽都文化品牌优势提升福州城市功能

  城市与文化的联姻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城市是文化的沉积、容器、载体、舞台;另一方面,文化是城市的内核、灵魂、实力、形象,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单霁翔认为,21世纪城市发展的走向必然是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当客观情势、尤其是经济社会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时,对城市功能定位做出调整是一种必然,也是城市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所必需的。当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海西省会中心城市的福州,对其功能定位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宏观背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背景和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海西背景下,弘扬闽都文化,提升和优化省会中心城市功能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丰富内涵,积极发挥祖地文化优势,提升闽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诺思认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突进的过程,也并不是理性设计的过程,而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福州作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八闽首府,加之倚山面海的地理特点,成为福建省文化、商贸、人员向外扩散和向内聚集的重要的策源地。移民的迁入与迁出贯穿于福州开发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早在汉三国时,中原汉民就开始小规模入闽,五代时福州中原移民社会最终形成。南宋时福州人口已近饱和。此后,福州人口开始有规模地向外迁移,先向宁德,再向浙江、广东、广西、海南,然后是台湾、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到2006年,福州海外乡亲已达300万,约占户籍人口的48%,旅居世界146个国家和地区。⑧移民是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力量,他们的活动对闽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影响重大。一方面,迁入者带来迁出地文化,为福州经济发展和文化多元繁荣带来不竭动力;另一方面,移出者带走闽都文化,扩大了闽都文化影响范围。例如,因为闽王王审知,福州成了闽台两岸王氏的寻根之地;因为福州人陈靖姑,福州成了闽台甚至东南亚上千万临水夫人信众的朝拜祖地;福州的涌泉寺、雪峰寺、西禅寺、崇福寺等都是闽台两岸以及日本、东南亚诸多寺院的祖庭;寻根问祖、造福桑梓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闽都儒家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⑨因此,要不断丰富闽都侨文化或根文化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唤醒海外乡亲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提升闽都文化国际影响力。

      其次,围绕中心,大力推进榕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提升闽都文化海峡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曾经说过:“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就会出现经济繁荣,而哪里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就更快地向哪里转移。”从两岸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历史与现状看,闽都文化(船政文化、三坊七巷文化、寿山石文化等)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两岸创意产业交流与合作前景广阔。榕台创意产业都渊源于中华文化,在发展中既有相通之处,也各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相通之处看,榕台两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合作条件得天独厚。一方面,福州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岸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有着地利与人和的优势,文化上的亲切感和渗透力强。另一方面,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名人与台湾历史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认同感强。从各自的差异看,台湾创意产业的优势在于资金调度、商品化、制造技术和国际行销能力,表现为:产业基础深厚,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IT技术纯熟,广播、电视、电影、视觉艺术等创意产业已有相当根基;人才素质较高,有一支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上网人数众多、华人地区的音乐领导地位;开拓国际市场能力及整合华人资源的能力强;中小企业有高度的弹性;创投事业发达、创业精神佳。福州创意产业的优势在于丰富的文化资源、良好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市场和众多的研发人才。因此,榕台文化创意产业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人才、资金等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合作与发展的空间巨大,只要能够求同存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必将开拓出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再次,保护载体,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名城,提升闽都文化的中国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诸多的困惑,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行为普遍,导致一些城市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被破坏、历史文脉被割裂,社区邻里关系被解体,城市记忆消失,“千城一面”现象日趋严重。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大谷幸夫认为,今天建筑师们并不需要挖空心思去“寻找”特色,更不应不遗余力地“发明”个性,而只要尊重本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创作,那么设计作品中的每一笔线条、每一个构思都一定不会是别国、别地的文化表现,建筑创作的成果就一定是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⑩福州自古文化昌盛,历代英才辈出,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从“滨海四先生”到“晚清风流出侯官”再到“院士之乡”,文化传统底蕴深厚;福州文物古迹众多,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建筑格局和传统风貌保存完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互相融合,交相辉映。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唐以来形成的、被誉为“近代名人聚居地”、“明清建筑博物馆”、“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的“三坊七巷”。国务院《海西意见》专门把“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作为了海西的战略定位之一,对海西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发展潜力予以高度的评介和期许,因此,福州应该借力海西、顺势而为,挖掘闽都文化内涵,注重闽都文化遗产保护,做大做强闽都旅游业,强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强市”功能,大力提升福州城市形象和城市软实力。

    注释:

    ①薛菁、陈永正:《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及精神》,《光明日报》2008年2月24日第14版。

    ②林怡、肖剑南:《闽都文化刍议》,《福建日报》2011年3月1日第13版。

    ③④⑧叶钦地:《海纳百川 开拓永福——闽都文化的核心特质与现代精神》,《福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34—46页。

    ⑤吴良镛:《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15—16页。

    ⑥罗国杰:《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人才培养》,《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6期,第50页。

    ⑦戴维·科尔泽:《政治和权力》王小章,译,1993年版,第179页。

    ⑨叶友琛、林怡:《营销城市:以现代激活传统——论闽都文化及其传播》,《福建论坛》2009年第4期,第86页。

    ⑩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福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副教授  张兰英)

责任编辑:胡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