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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文化源头

昙石山与先秦闽族

2010-06-25 09:39:57来源:史志

  福州号称闽都,源于汉初闽越王无诸的冶都和唐五代王审知及其后代的闽国国都。闽越王无诸之前,现代考古学所揭示昙石山文化、黄土崙文化和大批商、周时期的遗址墓葬,反映闽江入海口的福州地区有着发达的海洋新石器文化和独具特色的先秦闽族文化。结合《山海经》和《周礼》等历史文献记载,现代考古学勾勒的先秦闽族社会和先秦闽文化,既是闽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昙石山文化遗址探秘

  福州近郊闽侯县甘蔗镇昙石山文化遗址,是1954年农民修筑闽江堤坝时发现,至1974年先后经过七次科学发掘,共发现墓葬四十八座、灰坑六十三个、陶窑五座,出土大批珍贵文物。经研究,昙石山中下层遗存属于我国新石器晚期,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考古界把昙石山中下层文化命名为“昙石山文化”。经科学发掘的昙石山文化遗址还有:福清东张、闽侯白沙溪头、闽侯庄边山、南安丰州狮子山、诏安腊洲山、东山大帽山和霞浦黄瓜山等。遗址遍及全省沿海各地,属于海洋贝丘遗址。

      1996年开始的昙石山第八次考古发掘,发现墓葬三十余座、壕沟两条,在此基础上建起的省文化厅直属的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馆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凡参观过该馆的人都十分惊讶:福州近郊有一座如此生动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其中六类展品,堪称“中华之最”:

      1、中华第一灯。在125号墓葬中,墓主人头顶放置一件陶器。这件陶器造型十分奇特,全国罕见。该陶器通高二八·六厘米、腹径十五厘米,为泥质灰陶,表面残存黑色陶衣,下半部为壶形,上半部为圆锥形柄。柄与壶交接处有一椭圆形孔。据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江坂辉弥先生介绍,这种陶器在日本长野县绳纹时代出土了十几件,被命名为“灯”,还残存有烧剩的灯芯草和烟炱。而四五千年前的昙石山人就已使用如此精美的陶灯,堪称“中华第一灯”。这种灯手握柄部可自由挪动,灯孔朝里可挡一面风,灯油倒入浅盘可自动熄灭,设计非常合理。出土时,陶灯放在墓主人头顶,类似北京十三陵定陵中的“长明灯”,故有人称之为“东方第一神灯”。

      2、昙石山人颧骨。1999年11月,我国鉴定古人类骨骼的权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潘其风教授来昙石山鉴定昙石山人骨骼。其中137号墓主人为二十五岁左右年轻女性,其左颧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方之颧骨块被称为“日本人骨”。也就是说,现在日本人大部分有这块颧骨。日本文化不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连日本人种也要追溯到昙石山人。因此这块现代解剖学称之为“日本人骨”的颧骨块,应改称为“昙石山人颧骨”。

      3、中国最早的上釉技术。在昙石山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殉狗坑旁,夯土祭祀台上发现一件印纹硬陶罐,它是典型的黄土崙文化,距今三千多年。与这件陶罐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原始瓷罐和四件原始瓷豆。这批原始瓷器均施青绿色釉,虽然釉滴不匀,但这是中国最原始的上釉技术,为我国瓷器上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4、提线陶簋。在考古遗址厅131号夫妻合葬墓中出土十一件陶簋,其中一件陶簋口沿造型为全国罕见。大家知道,陶簋是古代盛饭用的。这件奇特的陶簋像现代的“泡菜坛子”。该器物为泥质灰陶,敛口外有一侈口口沿,沿边有三组扉棱纹,沿上有三组小圆孔,每组六个小孔,显系提线用,就像现在边远农村,农妇手提瓦罐,给田里劳作的农夫送饭。

      5、竖立坑中殉葬男奴全国罕见。在奴隶陪葬坑中,殉葬男奴竖立坑中,粗壮的大腿骨和脚趾清晰可辨,显系活埋时挣扎所致,反映了三千多年前奴隶殉葬的残酷。

      6、十八件陶釜。追溯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在131号夫妇合葬墓底下,又发现一座墓,陪葬陶器二十九件,其中大大小小陶釜共有十八件,这在全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是仅见的。陶釜相当于现代的砂锅。由于昙石山人靠江、靠海,河鲜和海鲜不能混煮,必须分门别类清炖出来才合口味。因此说,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早在四五千年前昙石山人中已经形成。这是源于水土、气候,烹煮河鲜海鲜的特殊需要。

      由于昙石山遗址中下层为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其上层叠压着奴隶殉葬坑、殉狗坑、祭祀台、玉玦和西周大墓等,说明昙石山人已从原始社会晚期进人奴隶社会早期。按照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昙石山人已从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进入奴隶社会的文明时代。因此,昙石山考古遗址厅上悬挂的馆训“福建文明从这里开始”,具有深刻的历史含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先秦闽族的形成和发展

      先秦闽族和闽文化有着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距今四五千年的昙石山文化已进人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其上层叠压的黄土崙类型文化是先秦闽族的典型文化(印纹硬陶和原始釉陶)。可以说,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海洋“贝丘文化”孕育了先秦闽族和闽文化。《山海经》“闽在海中”的记载证实了闽与海洋文化的关系。西周中央王朝典章制度总汇《周礼·夏官·司马》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周礼·秋官·司寇》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这些文字说明,“闽”或“七闽”是作为方国、地域和族群的总称,受周王朝的统辖和管理,它的财用、谷畜等经济情况、利害得失,已在中央奴隶制王朝的掌握之中。“闽”是华夏周围六大方国和族属之一。《周礼·秋官·司寇》载:“司隶掌五隶之法”,“掌四翟之隶”,其中就有“闽隶百二十人”。闽隶的职责是:“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夷隶掌役牧人养牛马,与鸟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这进一步说明,周司寇下属的司隶,掌管四翟五隶,分别根据各方国选送的奴隶技艺专长,为王朝服役执事。其中,一百二十名闽隶负责养鸟、守卫王宫及戒严处所。这就把闽方国、闽族与中央周王朝的隶属关系说得十分清楚了。闽文化起源于昙石山文化,其典型代表是黄土崙类型几何印纹硬陶文化。武夷山悬棺葬、华安仙字潭岩画、南安大盈铜兵器、建瓯铜钟、光泽大墓、闽南石戈等文化都是“闽”或“七闽”部族创造的闽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正式文件和历史典籍中,此时还没有越国的记载。越族登上历史舞台是春秋晚期以后的事。闽族和越族是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闽族发祥地在闽江下游;越族发祥地在杭州湾一带。闽族以蛇为图腾;越族以鸟为图腾。越族势力达到闽地,应在楚威王灭越之时(前334)“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台湾通史》更明确指出:“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湖。”这说明越国败亡之后,越国贵族率越人入闽。越人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治势力、社会组织和先进的生产力控制了闽族社会组织,影响着闽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到了战国晚期,在原“闽”的地域内,形成了无诸领导的闽越国和摇领导的东瓯国。闽和越结合为闽越族,闽越国和闽越文化才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闽越疆域与先秦闽族或“七闽”相同,即囊括闽台两省,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和江西东南部。

      三、先秦闽族的典型陶器——黄土崙文化

      1974~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在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黄土崙这座孤立的小山丘上发掘十九座墓葬,出土近二百件文物,其中完整、较完整或可以复原的一百四十五件陶器最富特征。这批陶器以火候较高、羼有少量细沙的泥质灰色几何印纹硬陶为主,刻画纹硬陶次之。

      这批“几何印纹硬陶”的器类主要是杯、豆、罐、壶的组合,个别墓出土了瓿、鬻形器,虎子形器,鼓、小勺、器盖、网坠、纺轮、石镞、玉玦等非典型器物。下表即是这十九座墓的典型器物组合情况:

      表中M19未见任何随葬品。原发掘简报还列出钵四件、簋两件、壶两件、尊四件。根据器形,我们可把钵归入杯类,簋归入豆类,壶、尊归人罐类。据此,杯共有五十六件,占随葬陶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豆共有十四件,占百分之十七;陶一十九件,占百分之一十七。若从形态方面分析,十件壶也可归入双耳罐类。因此,黄土崙墓葬的典型陶器组合应该是杯、罐和豆。

      杯的形态可分为侈口杯、单耳杯、双耳杯三种,其特征均为侈口、斜腹、平底、口沿和柄部凸棱,耳部饰宽瓦纹。罐的形态为高领、折肩、贯耳、平底或圈足。豆的形态为子母口、圆盘,柄部有凸棱。三种典型器物的最大特征为折腹,柄部有明显的下凸棱。可以说,杯、罐、豆的组合与折腹、多凸棱的陶器作风是黄土崙类型文化的显著特征和地方特色。

      黄土崙陶器的纹饰也独具特色。按其装饰方法可分为拍印、刻画、锥刺、堆贴四种。纹样中以变体云雷纹最多,我们认为这种纹饰是模仿中原铜器的蟠虺纹,即源于生活的蛇纹。所谓的“勾连回形纹”,类似蛇的盘曲状,近似中原铜器上的“窈曲纹”。这种蛇样纹饰是否与文献上记载的古代闽族崇蛇信仰、以蛇为图腾的习俗有关?值得深入探讨。

      黄土崙墓葬群的绝对年代,据发掘简报称:“另在遗址中部的同一地层中,发现红烧土面残迹一处,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长2.25米、宽1.52米。烧土范围内发现柱洞遗迹五个”;“与红烧土面伴存的有风化的残石块、残木桩、木炭碎粒。此处木炭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300±50年”,相当于距今三千三百年左右的商代晚期。我们怀疑有柱洞遗迹的红烧土面既然位于遗址中部,距M6尚有二十五米远,又不在东、西区探方范围,那么根据红烧土面伴存的木炭标本如何确定墓葬的年代呢?究竟是有柱洞的红烧土面打破墓葬,还是墓葬打破红烧土面?看来还是一个谜。按照一般规律,晚期墓葬打破早期遗址的现象较多。如果是这样的话,碳14所测定的距今三千三百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只能是十九座墓葬的上限年代。因此,把黄土崙墓葬群作为西周时期闽族墓地来研究,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

      黄土崙西周闽族墓地出土的陶器表现出强烈的仿铜作风,如觚形杯,子母口豆,壶形罐,簋形器,尊形器,盘形器,舟形器,鼓等。特别是陶鼓,身作腰鼓形,两端开口中空,器身上附兽形提梁,下为长方形座。许多同志指出:这件陶鼓与湖北崇阳汪家嘴出土的铜鼓器形相似。湖北崇阳汪家嘴位于洞庭湖以东、长江以南、幕阜山以北的丘陵地带,古代属于扬越地域。黄土崙西周墓群的主人与扬越、三苗和芈蛮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先秦典籍中找到一些根据。《国语·郑语》曰:“闽,芈蛮矣”,“闽,蛮之别也”。郑玄认为:“七闽乃“周之所服国数之”。闽或七闽族可能是闽侯黄土崙西周墓群的主人。由于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出土资料证明,所以还不能做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但黄土崙作为周初闽族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应无多大问题。

      四、先秦闽族酋长的归宿——武夷山悬棺葬

      武夷山悬棺葬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其族属只能是《周礼》记载的闽族或“七闽”的一支。值得重视的是,悬棺内出土的龟形木盘,我们考证为“木鳌”,鳌即“天鼋”。郭沫若先生释“天鼋”为“轩辕”,因《国语·周语》中有“我姬氏出白天鼋”的说法。这件出土文物印证了武夷山悬棺葬的主人来自黄帝族,与传说中的彭祖集团相吻合。

      武夷山悬棺葬以福建境内观音岩的为最早,江西境内的仙岩和白水岩棺木经炭14测定为距今两千多年,相当于春秋晚期的遗物,其族属也应是闽族或是“七闽”的一支。其后,随着闽族的迁徙,自东向西扩展到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和陕西南部;东北到浙江;东南到台湾,绵亘万里。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各地悬棺葬的碳14测定年代依次递减,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汉晋唐宋乃至明清,葬式和葬俗也有了变化。但是,江西贵溪陶坛上的蛇形附耳、《华阳国志》中出现的西南“闽濮”、云南“滇王之印”上的蛇纽、石寨山铜鼓上的“祀蛇盛典”,是否显现了以蛇为图腾、盛行独特的悬棺葬习俗的闽族迁徙的历史痕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闽族或者闽方国的地域包括今闽、台两省,以及浙江的旧温、台、处三府属地,广东的潮、梅地区,还有赣东南的一部分。这个地望,正好与考古学上“几何印纹硬陶”闽台区系或称“闽一浙南粤东区系”相吻合。因此,发端于昙石山文化的闽族或闽方国,从黄帝时代开始,在我国东南地区,在山海丛林的自然条件下,创造了悬棺葬与几何印纹硬陶两朵文明奇葩!

      五、先秦闽族社会的缩影——华安仙字潭岩画

      从昙石山到黄土崙,考古地层的叠压关系反映了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间闽江下游闽族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武夷山悬棺的研究,证明赣东南和闽北地区存在“七闽”部落联盟的分支,其源头应是黄帝后裔彭祖集团与土著部落的结合。最近,我们对唐朝以来就见诸记载的华安仙字潭岩画做出新的诠释,还可以勾画出闽南、粤东地区“七闽”族另一支部落社会的缩影。我们在1994年第2期《考古》上发表的《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新考》一文,运用考古类型学原理,把仙字潭岩画单体形象与内蒙古乌察布等地岩画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认定仙字潭石刻是岩画而非古文字:岩画的年代是商周时期;其族属应是活跃在闽南地区的闽族或“七闽”一支(所谓古“蓝雷族”,应即畲族的祖先)。岩画共分五组,各有丰富的内容。

      1、第一组是人祭图。在画面上方的中间是部落首领,形象高大,大腹便便,两足分立,系有尾饰,一副威风凛凛、不容侵犯的神态。其右侧为神像或族徽,其左侧身后有一大型物件,像一面悬挂着的铜鼓,这是首领地位和权威的象征。首领前下方则为血淋淋的人祭场面:一个头上饰有双羽的异族俘虏,身体被悬挂在祭杆上,其下是圆形祭台;祭台右侧有一侧坐的监刑人,左侧有一人手舞足蹈,敲击一面铜鼓,像是巫师在做法事;祭台下有一具被劈为两半的尸体,身首分离;左、下两处还有两具无头尸体。画面最下方有一圆头大汉背向外,呈蹲踞状,俨然是壮实的武士。画面中间还有五个武士,或佩剑蹲踞,或举手腾跃,或侧坐欢呼,或旋转舞蹈(胸饰晃动)。这幅入祭画面,气氛阴森恐怖而又热烈隆重,逼真地再现古代先民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景。近年重新进行现场拓片时,还发现人祭图左下方有一同心圆图,那应是代表太阳。这样,人祭图主题内容就凸现出来了——这是闽族先民的一种祭日(祭天)活动。活人被用来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叫做“人牲”。国外的人牲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崇拜,人牲的主要对象是俘虏。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每年都要举行用活人献祭太阳神的祀典,祭后吃掉人牲的肉。中国的人牲也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商代。江苏省铜山县丘湾,还发现东夷族杀人祭祀的遗迹。

      2、第二组是夜拜天神图。画面上方左侧是一双天神的眼睛,下方六个小圆点代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星星下方还有两双隐约可见的天神眼睛。画面中的三个人或举手,或垂手,或侧身,均双膝下跪,向夜空中天神顶礼膜拜。画面下方突出地凿刻着两个人面像,一个温和慈祥,一个凶恶狰狞。这人面像也就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天神像。

      3、第三组是祭祀鬼神图。画面上方一小舞者热烈舞蹈以娱神;其下方为一硕大鬼神头像,怪眼圆睁,正张开大口吞噬一人。被吞噬者的上肢已入鬼神口中,下半身离体,呈屈膝跪状。画面下方隐约可见另一个鬼神的脸谱。

      4、第四组是生殖崇拜图。画面上方右侧有一戴面具(或文面)的舞者(即巫师),颈部系有飘带。巫师右侧有一人(女)下跪祈祷,前面有一道具(中有五个小圆点,应寓子女繁育之意)。画面左下侧有一舞者,面对两位乳房丰满的女性翩翩起舞。画面左侧有一人,腹部微鼓,似初孕妇女;右下方有一双眼睛似在神秘窥视。整个画面是祈求生育、繁衍后代的生殖崇拜图。

      5、第五组是酋长侧坐图。酋长扁圆头,颈两边饰粗大球形物,右手臂平伸微屈,左手臂支于膝上,尾饰较长。整个画面只此一人,应是有地位和权威的酋长图像。

      上述岩画画面,是商周时期闽族社会的缩影。人祭图中酋长、神像、旌旗、佩剑、铜鼓及人牲等画面,反映闽族阶级分化的明显与阶级斗争的严酷和惨烈,其社会形态已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与《周礼》记载的闽族和闽方国的社会状况相吻合。

      南安大盈出土的西周铜兵器和泉州、同安、广东饶平等州出土的大批石戈,从一个侧面证明粤东、闽南一带“七闽”族人征战之频繁。僻处东南的闽方国,不仅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时代文化,而且与中原鼎盛的商周奴隶制王朝遥相呼应,相互交流,在部族战争与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推动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六、结论与启示

      福建昙石山文化即闽族(或“七闽”族)形成时期的文化,与中原上古的黄帝时代文化相比,可以看到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我们运用考古材料,与中原的上古文明作一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古老的华夏文明的确是多源一体的,从来是互相交流和影响的。重新审视福建及其毗邻地区上古时代著名的文化遗迹,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1.由于文字记载缺略和考古资料不足,我们对福建先秦史研究尚欠深入,且存在一些误区和歧见。如有人仅据《史记》、《汉书》记载,把闽越王无诸以前的福建社会历史称为“史前史”,认为是蛮荒的原始社会;有人认为福建没有青铜器时代,没有奴隶制社会阶段,是由“八闽人祖”闽越王无诸把福建土著带进封建社会门槛的。因此,一些研究者遂以汉初立国仅九十二年的闽越国族群和历史替代先秦时期福建地区的种族和历史。闽非闽越,我们已有专论。本文着重介绍昙石山文化的特色内容,把福建文明史和先秦闽族史研究延伸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其间尚缺少一些环节,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补证。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构想应是可以成立的。

      2.迄今有关先秦闽族或闽方国文化的最重要发现有:发端于昙石山文化并以黄土崙陶器群为代表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独特的武夷山悬棺葬,中国商周。

      3.应当重视闽文化的研究,特别应该注意对先秦闽族或闽方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各地对于楚文化、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等研究,轰轰烈烈,方兴未艾。我们也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认识并深入探讨先秦闽文化的来龙去脉,努力追寻福建文明的源头。

      4.发端于黄帝时代的闽族或闽方国,其地域范围包括了今日之福建、台湾和浙南、粤东、赣东南地区。闽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她虽源于福建地区,以福建为中心,但在发展过程中,融进了中原华夏文明的许多新内容。因此,闽族的发展也是汉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作者为闽江学院历史系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作者:欧潭生 责任编辑: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