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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剧种在福州(下)

2012-06-05 15:26:25来源:文化生活报

      安徽声腔传入福州

      明末清初,四平腔受昆腔的影响,在安徽怀宁一带形成了“石碑牌腔”。这种声腔,很快从安徽传到了福州。这与当时的闽徽商人往来与文化交流有关。

      据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江西巡抚郝硕《复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一折记载:“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阳腔、楚腔等,闽、浙等省皆所盛行。由于方言谐音的关系,”石碑“在福州地区民间称为”十排“或”十牌“。至今,福州闽剧流行的城乡,还有保留唱石碑曲调的老艺人。

      据《榕城纪闻》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靖南王耿继茂从广东移到福州,“带戏子十余班,终日在南门石塔寺(按:石塔寺在乌山东麓,现已相处葺一新)演唱,榜称‘靖藩’,看者每人索银三分。”第二年,既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初八日,匡城外屋,……外往兵镇,经院巷与妓女住,开元寺前与戏子住,盖戏子、妓女王课户,榜曰:‘靖藩’。龙山巷与打花鼓人往,亦王课户,打花鼓亦千余人。”从“带戏子十余班”与“打花鼓亦千余人”来看,可见清初安徽外来剧种流入福州的班社与人数之多是相当规模的。如今,闽剧传统剧目中还保留《打花鼓》这个著名的传统剧目与流行音乐。闽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郑奕奏,就擅长这个从安徽传来的剧目,又称《凤阳花鼓》。戏演黄河决口之后,一对小夫妻在逃荒途中与花花公公斗智周旋的故事。郑奕奏扮演打花鼓姑娘,机智妩媚,边打花鼓边唱小曲,加上身段优美令人百看不厌。有一次戏班到长乐乡下演出,日戏在本戏之前加演《凤阳花鼓》,夜戏在开演前又加演《凤阳花鼓》,想不到夜演出结束后,台下观众又纷纷要求再看《凤阳花鼓》,戏班为满足观众要求,只好再一次加演。于是郑奕奏“一日三花鼓”被传为佳话。并作为郑奕奏传授徒弟的必修课。

      福州古代官员多外地人,清嘉庆年间,福州士大夫们为了趋奉执政的“将军”、“总督”,特聘请京沪名角组织徽班来福州,以供娱乐消遣。著名的有大吉升,祥升和三庆班,因多在福州鼓楼区城隍庙等戏台演出,世称“上三班”,意为上等班。

      据清华胥大夫张院亮(1768—1843年),《全台残泪记》卷二“阅燕兰小谱诸诗有概于近事者纪以绝句”:

          湘山西去桂山连,婀娜桐花艳照天。

          谁遣江南扬柳树,任他摇落向蛮烟。

      这首诗自注云:“辛已、壬午在会城(福州)见大吉升班(部)全发、如意二伶色甚丽。次年见其班金秀玲,尤绝一时,皆安庆人。”别一首诗云:

          满眼春光妙悟生,天然易理出音声。

          年来略解诗人意,痴妇豪伪怨女情。

      这首自注云:“当年在会城(福州)见演《醉打山亭》乃悟诗人所谓悲壮。近见韵香演《小青题曲》、《游园惊梦》,乃悟诗人所谓缠绵,山樵解易,固非戏语。”

      诗注中纪年辛已,是道光元年(1821年),第二年就是壬午。当年名人张际亮在福州所看的戏班大吉升,所举的演员金发、如意,金秀玲、黄华林等都是安徽安庆人。由此可见在清道光之前,安徽省的戏班已在福州演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长乐人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诗集》中有诗吟载:

          羽声慷慨走惊湖,落日烟波万寿挤。

          那晓旗亭种杨柳,黄郎一夜鬓萧萧。

      诗中的“万寿挤”即今解放大桥,“黄郎”即大吉升班演员黄华林。大吉升班从清道光年间至北伐时期,一直在福州演出,前后达百年之久。

      清咸丰时,徽戏“祥升班”已在福州固定演出。福州魏秀仁(1819—1874年)在《孩南山馆诗话》卷十中记述:“老曹者,福州祥升班丑解也,安徽徽洲人。咸丰初,林逆陷大田,典史某以失地系狱,奄奄垂毙,老曹自谐其所,给以二百钱,数年无缺,盖典史也微州人。”陈子周赠诗云:

          百般狡狯装花脸,到处逢迎假笑眼。

          如此独留真面目,官场可似戏场人。

      可见艺人在当时地位虽低,但很讲义气,见同乡受冤便暗中资助。所以这个班名望也很高。

      至于“上王班”中的三庆班,据闽剧老艺人说,它是从祥升班分出来的。该戏班曾在福州设立科班,专收福州少年子弟,学艺八年,行第辈份以“三、庆、宝、如、竞”五享为序,人数达72之多。其中仅“宝”字辈的名演员就有来宝、凤宝、志宝、超宝、妖宝、怪宝、国宝、月宝、仙宝等。都是光绪年间的。由此可见徽戏三庆班早在100多年前光绪初年就存在于福州了。

      “上三班”均在城内演出。而在城外南台又有“下三班”,即三连升、三边福、三和顺。这三班大约成立于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规模、影响都不如“上三班”。此外,还有在郊外农村流动演出的“下洋班”、“新下洋班”和“三下洋班”以及“吉祥”、“凰凤台”等。

      由此可见,从清嘉庆末年至民国初年,仅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福建省会福州的城乡,就有固定的十几个专业性徽班在演出,其影响超过任何的声腔剧种。当时福州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称赞徽班的谚语:“大吉(升)好排打,祥升好武打,三庆好做。”意思是大吉升行头新、道具全,排场好,祥升班擅长武打戏,三庆班擅长做工戏。

      徽班因唱白均用安徽土官话,有时还能演唱一些昆曲剧目,所以在福州备受上层人物、官宦士绅以及各省驻福州会馆商帮人员的欢迎。因此,演出的地点总是安排在大庙宇的戏台上,以示身份之高。当时演出的剧目很多,据福州市闽剧院收藏有一批清末徽班的手抄本三本,其中有七、八十个剧目。有一本注明清光绪十七年(1891)的抄本,录有11个剧目,为《递御状》、《把潼关》、《刘伯温寻主》、《双龙会》、《困南唐》、《大登基》等。可惜这一大批珍贵的手抄本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被焚毁殆尽。

      民国以后,徽班在福州开始衰落,原因是:一、辛革命后,外籍官吏纷纷离闽,徽班失去了上层人物的支持;二,用当地方言演唱的闽剧开始兴起,徽班便失去了观众基础;三,上海的京班开始入闽,徽班受到了冲击。因此,在闽的徽班便纷纷解散,有的人加入闽班当演员,有的人被闽班请去当师傅,徽戏艺术便溶化进入了闽剧。从此闽剧艺术里,又增添了安徽徽戏的艺术元素。

作者:刘湘如 责任编辑:胡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