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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观看中国道路

2012-11-25 16:13:16来源:光明日报

      2004年5月,一位名叫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人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以“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为核心议题,提出一套看待中国发展道路的新观点,从而引发了一场以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关键词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讨论中所呈现出的共识性基本点,却日渐清晰。那就是: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之所以成功,在于她走了一条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这条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还在帮助和重塑着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时至今日,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而且是一条文明之路、和平之路的理念,正越来越广泛地为世界人民所认同。作为中国人自己,在中国道路的建设过程中,对这条道路的思想认知程度也越来越深刻。这种深刻性的重要标识,就在于有越来越多的思考者认识到,唯有融通历史与现实,打通历史的关节点,将170多年的历史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来考察,才能看清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中国道路》一书的撰写宗旨,即在于将大历史观贯穿到全书中去。

      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道路,应当秉持大历史观。也就是说,应当把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的17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这170多年的历史,从时间断代上划分,通常被分为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三个部分。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随着中国道路的拓展,将17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显得越来越必要。因为只有这样做,中国道路的内容及逻辑才能相对地看清楚,看透彻。因此,这部书不是从新中国成立,也不是从改革开放写起的,而是从鸦片战争写起。鸦片战争作为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它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历史的起点,在大历史观中意味着中国道路的起步。从鸦片战争一直到2012年,作者试图通过长时段的视角,从整体上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理论概念。作为后者,它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点,意味着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怎样走这一历史课题的提出。此后,中国人先后发动了三次伟大革命,均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历史课题的解答。第一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三场伟大革命,构成前后相连、完整持续的因果关系,构成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在这条道路的演变过程中,洋务派搞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根基的前提下继续走封建皇权之路,结果,历史抛弃了他们。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试图将中国引向皇权资本主义,结果,历史同样抛弃了他们。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和早期中国国民党,试图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果,政权被他人篡夺。民国初年,袁世凯想让帝制回炉,结果,历史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与之相伴或稍后,改良主义的、村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新儒家的、复古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种方案,均被提出或实践过,但历史同样没有选择它们。这就凸显了另一条路,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不断演变、不断积累、不断选择的结果。

      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提出,历史联系主要表现为源流关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关系。这就启发我们,历史“共通性”的思想绝不可废。从这样的高度考察中国道路,我们自然不能割断历史的源流,不能损坏历史的“完形”。我们不仅不应将新旧两个民主革命截然分开,而且不可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分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就是17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并还在继续走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唯有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才看得真切,看得明白!(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者:李红岩 责任编辑:胡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