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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阅读的“黄金时代”

2016-04-19 09:12:25来源:人民日报

      特定历史条件下,阅读的主体、客体以及二者的连接渠道都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这些飞跃构成了阅读的“黄金时代”。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与其忧虑浮躁功利之风,不如积极调整自身的阅读习惯,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与环境的优势,优化阅读的效率,避免其不利的影响

  当今社会,似乎弥漫着一股“阅读的焦虑”——

  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常常被拿出来对比:以色列人均每年阅读纸质书64本,而中国只有不到5本;“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读书”等恨铁不成钢的质问时常见诸报刊;还有随着互联网及数字化阅读的兴起而备受质疑的“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常常成为报刊讨论的话题……

  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在忧虑的同时,我们也无时不感受到出版物的丰富、书籍传播方式的多元、网上购书的便捷、数字化阅读的普及、“全民阅读”的推广……如果要对所处的阅读环境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那我们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阅读时代?

  (一)

  我们都希望自己所处的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何谓阅读的“黄金时代”?在我看来,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标准:有足够多的人读书,有足够多的书可读,有足够便捷的流通渠道。

  我们正处在平均阅读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这种阅读能力,来自识字率以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追溯往昔,阅读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精英阶层才具备的技能。而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阅读才真正成为可能。近年来,我国的阅读率在不断增长。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成人图书阅读率由52.3%增长到了58%以上,数字化阅读率由32.8%增长到了64%;未成年人的阅读率更高,增幅也更明显。

  我国出版物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不仅包括各门类的原创图书,也有大量翻译作品甚至原版外文书籍。在19世纪末商务印书馆等现代出版业诞生,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国门再度开启时,曾两度掀起译介外国书籍的高潮,但那时的译介主要局限于最受关注的一些领域,远远不及当今的丰富、全面、及时。电子书的数量同样超过了其他国家——这不仅来源于浩如烟海的传统书籍的数字化,互联网也极大降低了出版门槛,催生了更多丰富内容。

  更重要的是,人与书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缩短了。网上书城的发展,使购书变得极为便捷;电子书的诞生,让书更便于阅读,同时也降低了书籍成本;网络上关于读书的信息层出不穷,不断向感兴趣的受众进行轰炸。连在严冬中煎熬已久的实体书店也开始呈现回暖迹象。城市中的24小时书店增多,今年初,当当网、中信出版集团相继宣布将开办上千家书店。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而兴起的各种读书节、自助图书馆、图书漂流点及农家书屋等,也使生活中飘满书香。

  当然,阅读的“黄金时代”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准。总的说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阅读的主体、客体以及二者的连接渠道都产生了质的飞跃的时代,都可以称之为阅读的“黄金时代”。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二)

  历史上阅读的“黄金时代”,往往需要新技术带来的书籍成本降低、思想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对外开放。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册”与“典”的存在。孔子可谓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韦编三绝”的成语是对他最形象的写照,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骄傲的一页。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等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以实物证实了远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就已出现了纸张的使用。而蔡伦的发明标志着造纸术的成熟,纸张变得普及,最终取代了木牍、竹简、缣等载体,带来了书籍的伟大革命。专门抄书的“佣书”人出现,据《后汉书》记载,班超就曾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洛阳纸贵”的成语也应时诞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畅销书的记载。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宋代出版业空前繁荣,第一次造就了信息大众传播的契机;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老师的功能,教育重心下移,使大量的寒门士子有了学而优则可出入庙堂的机会。读书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有财力者聚书满屋,一般士人也纷纷购书,甚至不惜为买书而举债。北宋时国家设立了多级的藏书机构,并定期举办长达数月的“曝书会”,词臣学士都可以去观摩皇家藏书,颇似于今天的读书节。

  当然,阅读的兴盛不仅是技术之功,更是社会开放与思想交流之利。汉时张骞通西域,文化交流随之活跃;唐代的民族融合与对外开放,更堪称封建王朝之最。开放与交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西汉和盛唐打下的基础,在其后的东汉与宋朝酝酿成熟,结出了阅读的硕果。

  再看今天,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与交流的密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互联网及数字化媒介的普及,使知识与信息进一步下移,覆盖到最广大的群体,阅读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一块块移动电子屏,让书籍触手可及,极大地拓展了阅读的时间与空间。不同载体的书成为随时可“映入你视野的信息流”,也成为你“思考、写作、改变、分享”的持续流动平台。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的交换频率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三)

  也有很多人担忧新技术正在让阅读变得浅表化、碎片化,或是挤占了读书的时间。这样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早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初,关于“书的末日”的话题,技术至上主义者和文化复古主义者就开始争论不休了;甚至更早,广播电视发明时,对人们不再读书的担忧就已经产生。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或许正如艾柯在《书的未来》中所说:人们总是容易产生“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的事例,当然,新发明总是让旧事物发生深刻的变化。

  调查显示,数字时代依然有相当比重的读者不太认可“数字阅读会取代纸质阅读”;虽然资讯需求提升明显,但知识需求依然是第一需求,思想需求和审美需求也并未减弱。

  “读屏”并不一定就是浅阅读,捧一本纸质书也未必就是深阅读。用手机看《红楼梦》和阅读纸质版的《鬼吹灯》,“深浅”不言自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通过电子屏幕获取知识的一代,知识面、思想深度或创造能力会低于阅读纸质书的一代。数字阅读容量大、呈现方式多元、方便进行超链接,或许更能激发人的求知欲和创造欲。

  更何况,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读屏”所占用的时间,大多原本也不是进行严肃阅读的时间——比如拥挤的地铁上、排队时、等餐间隙……换言之,大部分的“读屏”是一种阅读的“增量”,并没有过多影响原本纸质书阅读的“存量”。调查显示,人均纸本书阅读量并没有因为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而下降,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定程度的“碎片化”阅读几乎不可避免。而通过对碎片信息的筛选去抵达进一步的深阅读,形成一个泛阅读与精阅读相结合的体系也越来越流行。如“读首诗再睡觉”“罗辑思维”“甲骨文”等微信公众号,将阅读内容进行细分,精准定位目标读者,将特定领域最精华的部分挑选出来进行推送。在此基础上,一个个阅读社群、书友会建立起来,原本不相干的人被联系在一起,读者间的交流增多,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也能够参与其中,资源共享。

  鉴于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说,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最好的阅读时代。即使在标准更严格的人们看来,我们离阅读的“黄金时代”仍有差距,至少也已将一只脚踏在了它的门槛上。

  因此,我们与其忧虑浮躁功利之风,不如积极调整自身的阅读习惯,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与环境的优势,优化阅读的效率,而避免其不利影响。如: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常备电子书,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提高通过网络获取和筛选信息的能力,让知识的碎片连成整体,将泛化的阅读导向精深;利用互联网平台便捷的优势,增强与其他读者包括作者的思想交流,扩大阅读的成效,等等。而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则要努力创造更好的阅读条件,如为全民阅读立法,让每一个人都享有阅读的权利;鼓励作家不懈追求从“高原”到“高峰”;引导出版业从“量”变到更重视“质”变,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满足不同的读书选择。

  书卷多情似故人。让读书成为我们不离不弃的生活方式,陪伴终身。如此,我们才不负这个时代。

作者:任艺萍 责任编辑:胡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