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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科院研究员潘叔明醉心于福州历史文化研究,他以独特的视角畅谈三山、三书与两名人——

山不在高,因文而灵;城不在大,因人而名

http://lilun.fznews.com.cn   2014/6/27   来源:福建日报  【字号

      三山,福州人并不陌生,但潘叔明说起这些,多了一层怀念,多了一分敬畏。

      “作为闽都的福州,应该只在屏山、乌山、于山三山之内,后来的南门、北门、东门、西门之说,又稍出三山范围。三山是福州历史文化的自然坐标。福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三山自然是历史文化名山。山不在高,因文而灵,城不在大,因人而名。”潘叔明告诉记者,过去的三山,拥有苔痕、草色、古树、幽泉的环境,完全可以于此调素琴,阅金经,引来诸多鸿儒。自古以来,三山都曾有书院,三山本来就是读书山。于山北麓就是书院、藏书楼多布的地方,素有“书声一派水东流”之誉。

      “三书指三种书。一种是儒家经典,若朱熹的《四书集注》;一种是西方经典,若严复的《汉译名著》;还有一种是普及面极广的文选经典,若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这三种书,都与福州的三山有着割不断的文缘。”潘叔明说。

      ◆百姓家的用具写有朱熹名诗

      在潘叔明看来,孔子的主要贡献在于整理了古之六经近2000年的发展成果。朱熹的主要贡献是在孔子之后传承了孔之六经近1000年来的发展成果,是儒学的哲学完成者,使儒学近世化,对西欧启蒙文化和东亚社会的教化影响很深,是中国向当代世界可以“拿得出去”的人物,就其思想深度而言,可以与西哲对话。

      “朱熹与福州及其三山结有很深的文缘。”潘叔明举例说,朱熹15次来福州,除去最早两次尚年少,从23岁到福州拜访治《诗经》见长的李樗、治《尚书》见长的林之奇和治《周礼》见长的刘藻、任文荐等算起,还有13次来榕,且多有文事来往。在乌山下的街南,建有朱文公祠,祠中有林则徐撰的祠联:“道统阐薪传,洙泗真源今未坠;儒型垂梓社,沧洲精舍此重开。”这也记录了朱熹与福州三山的文缘。

      “为完成《四书集注》,朱熹倾注了40多年的心血。”潘叔明不无感慨地说。

      在朱熹之前,北宋已有人主张先读孔孟,后读六经,六经当然早成经学体系。读孔孟,朱熹选了四子书,即关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本书,用了40多年时间作注。

      “《四书》逐步发展为《五经》以外的一个经学体系。《四书》当然比《五经》较易普及,所以《四书集注》也被元、明、清定为士子初学及科举考试的标准书,《四书》当然就高于《五经》。”潘叔明说,一讲中国文化,《四书》《五经》就离不开口,一讲《四书》《五经》同样也离不开朱子。朱子不必配祀孔子,朱子也可独自承祭。

      “在福州流传的朱子的故事很多,足见其影响之大。朱熹讲学很用心,教育对象很广,在士子、百姓中收获很大。”潘叔明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福州许多各姓祠堂内祀有朱子牌位或坐像。过去不少村落办有私学的,都建有“敬惜字纸”的焚字炉,许多破旧的书,写有文字的旧纸,只能在此炉中烧掉,不可当垃圾处理,尊重文化,化民成俗,以至如此。

      潘叔明告诉记者:“不少百姓家的用具、农具常常写有朱熹的名诗、名句,如一副水桶,分别写上‘半亩池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十分别致,这是极好的文物。”潘叔明说,他细问村民,得到的答复是,一旦桶箍掉了,桶体散落,恢复很麻烦,但依文字顺序恢复,非常方便,没想到诗可以有此妙用。

      “福州多读书人,这跟朱熹一生提倡读书有一定关系。不过,朱熹提倡读书,为的是做人而非当官发财。三坊七巷有一佳联‘非关因果方为善,岂计功名始读书’,应该有朱熹向往的这种社会风气。”潘叔明说。

      ◆三书与三山有着割不断的文缘

      “《汉译名著》《古文观止》与《四书集注》一样,也与福州的三山有着割不断的文缘。”潘叔明说。

      严复是潘叔明眼中的另一位福州名人。严复,1854年1月生于福州南台,1921年10月卒于福州郎官巷,居所依乌山,盘桓于三山日久。

      “严复国学基础是汉、宋两学,但又通西学,因而能够研究中西学问同异,可以直接把西学翻成中文,也可以直接把中学翻成西文,系统地把西方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新儒学、新文化的出现。”潘叔明说。

      《汉译名著》是严复八大著名译作的总称,包括T·H·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论》等。这些都是西方学术代表作,集中于近代。以其译著的夹译夹议和加按的情况看,严复独立地忠实于原著,进行西方经典的研究和介绍。

      “严复向国人宣传了进化论哲学、自由贸易理论、科学方法论,被公认为对中国近代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即使从现代的自由、贸易、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而言,这些学术思想依然具有现代精神的内涵。从倡导国学的意义上讲,严复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使中国哲学摆脱了古代经学形式,把中国哲学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而在表达上依然闪耀着汉学的光辉。”潘叔明说。

      “《古文观止》是清代两个读书人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选本,当然不少,而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还是《古文观止》。”潘叔明说。

      《古文观止》共选文222篇,总12卷,最长的一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约3000字,最短的一篇,数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仅百字,然佳句迭出。

      潘叔明说,他很佩服《古文观止》选编者的判断力,所取无一不是精品,精品就是能见度,《古文观止》的能见度在中国文选中是最高的,其注的功力颇佳,对读者学习研究很有帮助,这做的是古文化大众化的工作。

      潘叔明介绍,吴楚材、吴调侯分别是吴兴祚的侄子和侄孙。吴兴祚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任福建按察使,两年后,擢升为福建巡按。此时,他请先生教儿子读古文,吴楚材、吴调侯也跟着学,他说这地方就在福州的“三山凌云处”。吴楚材、吴调侯似乎并不满足于此,读经史学,潜心力学,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有了积累,想编书,是很自然的。

      “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吴兴祚‘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之际,所得慰藉是吴楚材、吴调侯寄去《古文观止》,即命付刻,并写了序,赞其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潘叔明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古文观止》成书,无疑缘于福州三山。

      ◆何不在三山为三书立碑亭?

      “朱熹是中学西渐第一人,严复是西学东渐第一人。福州三山有此两个‘第一人’,足矣。三山灵秀,但也要有文化景观。”潘叔明回忆说,1981年秋,他在杭州参加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晨昏漫步于西子湖畔,经公园工人指点,于铺路残石中得郁达夫名诗残句“江山也要名人捧”。从此,他有了一个梦想,可否在福州三山各立一个碑亭?即在屏山建《四书集注》碑亭,在于山建《古文观止》碑亭,在乌山建《汉译名著》碑亭。

      潘叔明告诉记者,为人立碑、立像,古已有之,而为书立碑很少见。当然有碑林刻诗文,主要着眼于书法,唐文宗诏刻十二经于石,为石经,也不是为书立碑。立碑在于推崇宏扬,所以碑文要介绍上述三种经典的价值及其与福州三山的文缘。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孔子、朱熹、严复都是划时代的人物。福州应该为朱熹、严复立书碑亭,这些碑亭是福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潘叔明说。

      “《古文观止》中,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结语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潘叔明以此寄望于有心者。他说,如果做了这件事,后世会感念我们。(记者 树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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