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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瞻先薯亭

http://lilun.fznews.com.cn   2014/6/20   来源:文化生活报  【字号

      沿着乌石山高高的青石板路寻访先薯亭,掩映在茂林中的亭子赫然出现。乌山不高,有亭翼然。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金碧辉煌,淡然朴实不引游人注目,留意看亭柱上的楹联:“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推崇之高,不禁令人刮目相看。是谁,能配得上如此崇高的赞誉?是谁,功德能与神农和妈祖比肩?
   
  翻开厚厚的典籍《采录闽侯合志》寻找答案,上面记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金令试为种,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明末社会动荡,民生凋敝,陈振龙厌倦科举,弃儒从商,移家榕垣,寄居省城南关外达道铺,嗣后随着众商人漂洋过海到吕宋(今菲律宾)学习经商。经商在外,陈振龙却心系祖国,情牵乡梓,他看到当地朱薯遍野,容易种植不说,且产量高,不论生熟均可食用,被吕宋视为国宝,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发出不得外传的禁令。陈振龙想到自己家乡时常十年九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食不果腹,颠沛流离。陈振龙天生的儒家思想,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爱情怀,如果能把此薯引回家乡,可以解百姓倒悬之苦,多少人可以赖以活命?
   
  从此,陈振龙留心学习番薯栽培技术,悉心向当地百姓求教。待到回国之时,想方设法带回家乡。第一次装在箱篓之中,被查出受罚;第二次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识破,无法带出。直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50岁的陈振龙第三次密携薯藤,绞在绳索里,系于船舷边,浮在海水中。冒着生命危险,避过出境检查,闯过途中层层关卡,经过七天七夜风浪的颠簸,终于安全回到福州。风尘仆仆的陈振龙未曾休息,立刻着手在自家住宅附近纱帽池边隙地试种,“不及四个月,启土开掘,子母勾连,小者如拳,大者如臂,味同梨枣,食可充饥。”(《金薯传习录》)陈振龙喜出望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第二年(1594年),闽中又是大旱,五谷歉收,百姓面临饥荒之苦,陈振龙敦促儿子陈经纶再次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请求推广吕宋朱薯救荒。并献上试种收获果实。金学曾正在愁眉不展之时,焉得不允?遂“饬令各属,依法栽种”,“教民种之,赖以度荒”。由于金学曾的大力推广之功,闽人得以度过荒年。为了纪念金学曾,闽人把“朱薯”改名“金薯”,因为来自番邦,故称番薯。又因其味甘甜,又称甘薯。
   
  明崇祯元年(1628年),农业家徐光启总结出番薯有13种优点,并在其所著《农政全书》里专章阐述番薯的优越性,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推广种植,到清朝初年,番薯已经传遍闽、赣、云、贵、川、冀等大半个中国。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入台时,大陆闽人将番薯移种台湾。与此同时,长乐各地番薯大获丰收,长乐县东山村陈朝范的母亲,她看到番薯,容易腐烂变质,于是发明铁卷薯刨,把番薯刨成长条晒干,俗称“番薯签”、“番薯米”,延长番薯的保质期,惠泽千里。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克承世业,广济民生,派他三个儿子分别将番薯推广至杭州、南昌、武昌、山东胶州、河南、河北等地。后又在1786年编著《金薯传习录》在福州刊印出版。书中介绍番薯的引种推广、栽培、防虫贮存等方法。这是一本有价值的科学专著,为后人研究推广种植番薯提供科学的依据和理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下诏书“推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从此,中国大地,番薯成为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里人何则贤为纪念陈振龙的无量功德,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祠中展出一些名人的颂词诗句。如郭柏苍在先薯祠中题诗:“种薯功与课农兼,闽海家家乐利沾,三百年来修缺典,名山祠宇瓣香拈。”
   
  1957年,为了缅怀陈振龙引种番薯的丰功伟绩,在乌石山废弃的“先薯祠”故址上,福州市政府重建了“先薯祠”。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370周年的文中颂赞了陈振龙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著名历史学家何乔远(著有《闽书》等史籍)撰有《番薯颂》,把番薯的性能、功德描绘得淋漓尽致,并把它比之“玉山之禾,瑶池之桃”,录其部分,与读者共飨。
   
  颂曰:“(朱薯)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谷不登,民食草木之实亡厌,今乃佐五谷,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礼者也。茎叶皆无可弃,其直甚轻,其饱易充,能助俭者也。耄耋食之而不患哽咽,能养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鸡犬,能及物者也。其于士君子也,以代匮焉,所以固其廉以广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诸德备矣。……令珠而如沙……令金而如泥……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瑶池之桃,人以之为不死之大药。虽不死药,不足佐五谷,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瑶池,独从羽人于丹丘,坐视下界之人瘁饥啾啾而不得一嚼。”
   
  陈振龙从吕宋引进番薯,对于家乡福建及全国人口的繁衍生存,厥功极伟。据史书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首辅(宰相)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发现这个南方的偏远省份户口急剧萎缩,使他“惊诧莫名”而“悲意顿生”。原来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81.5万余户、391.6万余口,而不到200年间,福建在册居民,仅仅剩下51.5万余户,173.8万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接近6成。其中主要原因为福建山多地少,旱灾虫害频仍,五谷歉收,饿殍遍地。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又200余年之后,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建依然灾荒不断,依然土地贫瘠,而人口却破天荒达到1500余万,增长9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户口也激增7倍左右,达到空前的4.09亿人。如此巨大的起伏跌宕,自然有政治、社会的因素,而在这人口曲线的背后,和番薯引入的关系不容忽视。
   
  陈振龙引种朱薯,是我国农业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陈振龙祖孙六代百折不挠,为番薯的引进和推广,历经170多个春秋,贡献卓著,功垂千古,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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